讲好中国故事,更要讲出中国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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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时间:2019-03-10 1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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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故事思想研究是民间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文章试图从维克多・特纳的“交融”理论出发,对我国民间故事思想研究的现状进行反思,这将有利于认识目前的研究现状及其问题,并作出有关研究方法和取向的思考。交融思想研究;民间故事民间故事是民间文学的主要艺术体裁之一,相较于其它民间文学样式而言,民间故事对民间文化的承载能力以及对民众精神世界的反映力度,似乎更胜一筹。故此,在有关民众价值观念和思想状态的研究中,它往往会成为研究者最为钟爱的切入口。我国的民间故事研究,是与上世纪初兴起的民俗学运动同时开始的,但关于民间故事思想的研究,严格来讲,还是“新时期”以后的事情。虽然,自新时期以来,研究者们利用各种理论与方法,对民间故事所承载的民众思想观念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就其研究的整体格局而言,依然存在着相当多的问题,最为人所争议的,是对有关民间故事“反结构”成分的认识。研究者对民间故事“反结构”成分的认识,一般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坚持主流话语体系而对这种成分大加批判,并形成了“反智主义倾向”、“扭曲的观念与心态”、“仇富心理”等诸多贬义色彩浓郁的定性表述;一种则往往是抱着某种怀旧心理或者同情底层民众的态度,对这类成分多有赞誉。在笔者看来,这两种态度展示出了知识分子(研究者)与民众之间的隔阂,既不利于民间故事研究本身,也不利于真正意义上的民间故事思想研究工作的开展。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笔者认为,维克多・特纳的“交融”理论,从方法论的层面给我们提供的参考。一、“交融”:关于生活世界的整体论维克多・特纳(,1920-1983)是曼彻斯特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同时也是象征人类学的主要代表。他的“仪式过程”研究在人类学界可谓是相关研究的里程碑,同时,他还是一位颇有建树的社会学家。特纳的社会理论,主要表现于《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一书中对“交融”这一概念的阐述和发挥上,他以“交融”理论摆脱了涂尔干等人的社会理论瓶颈,从而阐述了一种另类的属于交融状态之下的社会关系模式。在维克多・特纳看来,所谓“交融”,是这样一种存在:它“提供了一个卑微与神圣,同质与同志的混合体”,在这一混合体中,“我们所看到的,是‘时间之内或之外的片刻’,以及世俗的社会结构之内或之外的存在”。①这一状态并不局限于仪式,它同样出现在常态社会之中。社会是一个“结构”与“反结构”同时并存的平面,而不仅是“结构”与“反结构”螺旋前进的线性存在。在特纳的社会理论中,“结构”与“反结构”(或者说交融)象征着社会主流和边缘人之间的关系,这二者的关系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二元对立,但“两方并不彼此摧毁,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彼此催化”②。特纳有关仪式研究的“阈限”、“交融”理论,不进适用于仪式分析,也能运用到各种社会现象的讨论上。他的这类分析,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崭新的有关民间文学乃至整个文学艺术发生学意义上的表述。他说:“交融还有一个潜在的方面,它总是以虚拟语气出现。在总体性的存在事物之间的关系中,能够产生象征、暗喻,以及类比;艺术和宗教就是这些关系的产物,而不是法律结构和政治结构的产物。”③这或许触及到了我们文学艺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即文学(包括民间文学)对社会现状的反思性。而之所以“交融”能够产生文学和艺术,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在交融状态之下,艺术创造主体从社会结构的边缘区域寻找到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安全分离点”。二、民间故事的“交融”特征在分析处于交融状态的“阈限实体”的特征时,特纳曾明确指出其“边缘性”,即这些“实体”处在社会结构的末端或者之外,他们构成了与社会结构相对立的某种力量。在进一步分析“弱者的力量”时,他指出:“在民间文学中,有着象征意义的人物也十分常见,比如‘神圣的乞丐’、‘第三个儿子’、‘小裁缝’,还有傻瓜。他们撕掉了高官厚爵者的高傲嘴脸,使他们降到了基本的人性和道德的层面上。同样,在传统的‘西方’故事中,我们都读到过漂泊不定、行踪神秘、没有财产、没有姓名的‘陌生人’。最终是他们消灭了办事不公、欺压平民的世俗‘暴君’,恢复了道德和政治的平衡状态,由当地的政治力量组织进行事物管理。”④特纳的这一描述是准确的,在民间文学――尤其是民间故事――中,这些“边缘人”或者“弱者”往往担当了重要的角色,如为某些论者指称为“反智”以及“仇富”的故事中,仆人、农夫、村姑等形象常常能够非常轻松地驳倒或者击败书生、员外、秀才等形象。毫无疑问,这些角色各自有着自己的象征意义,前者象征着社会结构边缘的底层,后者则是社会结构中心的代表。如果民间文学的产生,的确与这种交融状态密切相关,或者说民间文学的总体特征可以被定义为“交融”的话,那么,我们对待民间文学的态度,就应当有所改变。正如特纳所指出的,“没有身处低位的人,就不可能有身处高位的人;而身处高位的人必须要体验一下身处低位的滋味”⑤,民间文学所要展示的或许并不是某种价值观念,而是一个完整的社会结构,允许交融状态存在的结构。故此,民间故事的意义,最初或许只是实现“交融”的一种途径,而所谓批判或者讽刺,也许只是研究者的过度阐释。三、民间故事思想研究何去何从民间故事的内容往往牵涉到“身处高位的人”与“身处低位的人”之间的对立,这种简单关系模式的设计,其功能可能并不在于宣扬某些论者所谓的“仇富”、“反智”思想,而是在于训诫、娱乐等内指性调节。但是,这些成分(反结构成分)却能够让那些以社会结构权力中心自居的人感到惊心动魄。民间故事所展示的,是民众的生活世界,它不需要太多的抽象观念,首先关照的是人的存在意义,或者展现某个层面的生活世界。通过田野调查,我们不难发现,民间故事的讲述者或听众,他们所关注的不是故事所反映出来的批判性或讽刺意味,在他们而言,讲故事与听故事近乎游戏,主要是为了娱乐。研究者对民间故事进行思想研究本身并非坏事,但在研究过程中,由于研究者自身的价值取向,往往容易采用经验实证的所谓科学方法,将研究对象从具体情境中抽离出去。研究者在挖掘和阐述民间故事的思想和意义时,所碰到的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区分研究者自己的价值取向以及民间故事的本然意义。笔者认为,任何尝试按照研究者自身的文化选择和价值观念来试图赋予民间故事以某种意义的企图都是徒劳的,这是“因为人的存在意义是一个自在主体超越历史性和现实性文化条件限制的先于经验的自由选择,因此存在者主体所自主选择的超时、空存在意义不可能是由存在者主体之外的另一存在者主体做出的任何任意性、逻辑性规定,即使这一规定是如何地合乎历史性、现实性的文化逻辑-经验知识”⑥。或许,当我们真正接受特纳从“交融”理论角度对民间文学的论述后,我们能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更易于接近民间故事的本然意义,这是因为,我们真正理解了民间文学的意义所在。注释:①②③④⑤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黄剑波,柳博,译.中国人民大学,2006:96,84,128-129,111,96.⑥吕微.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中的“性质世界”、“意义世界”、与“生活世界”――重新解读《歌谣》周刊的“两个目的”[].民间文化论坛,2006(3).